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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梁漱溟先生逝世30周年|张城:梁漱溟法治道路上的心路历程
国学采风    2018-09-08 16:27:43   阅读(1199)

梁漱溟法治道路上的心路历程

张 城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


     今年是梁漱溟先生辞世30周年。梁漱溟先生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乡村建设派的领袖,民盟的创始人之一,一生都在为中国问题的解决而奔走,他是一位令社会各界人士都十分敬重的公众知识分子。在历经了近一个世纪的人世沧桑后,当记者问晚年的梁漱溟有什么要给后世交代时,他提出要“尊重传统文化,顺应世界潮流”。这是梁老的肺腑之言,亦是其一生留给国家、民族与社会的最后嘱托。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华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惨败于列强的罪魁祸首,亦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绊脚石,传统与现代被明显置于擂台两边,势不两立,水火不容。在经历了长达半世纪的激进反传统后,被誉为“最后儒家”的梁漱溟却仍坚持其一贯主张,强调要尊重传统文化才能恢复民族的自尊与自信。更难能可贵的是,在经历十年“文革”动乱后,他提出要顺应世界潮流。梁先生之所以高呼在尊重传统文化前提下要顺应以民主法治为指征的世界潮流,这与其人生遭遇密切相关。


早年的法治追求


梁漱溟的父亲梁济虽受旧式教育,亦在清廷为官,但思想颇不保守,倾慕西洋政治,一切以“有用处”来评论衡量一切。梁漱溟自幼便受父亲影响,思想上倾向于西洋的功利主义,从小接受的是现代西洋教育而非传统四书五经,启蒙读物为《地球韵言》,在当时这极为罕见。接着便读了父执彭翼仲办的《启蒙画报》与《京话时报》,据说办此报纸几乎赔垫了家产,其父亦经常借钱资助,但他们作事动机纯洁伟大,因对社会政治腐败极度不满,一心开启民智,改良社会。就这样,一面受西方启蒙读物影响,一面被父辈人格担当的精神所感召,形成了梁漱溟最初的社会政治参与意识。就在五四学生运动刚发生后不久,面对社会各界对激情澎湃的学生运动的鼎力支持,梁漱溟并未在所谓的洪流面前退却让步,秉持儒家“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孟子·公孙丑上》)的君子人格,认为闹事学生应向法庭自首,接受检查厅公诉,服从法院判决。在他看来,纵然曹、章等人罪大恶极,但在法庭审判定罪前,人身断不容受他人侵犯。此次运动纵然属于学生的爱国行为,但也不能野蛮加暴于他人,绝对不能因目的正义而不顾手段之合法与否。“在事实上讲,试问这几年来哪一件不是借着国民意思四个大字不受法律的制裁才闹到今天这个地步?……这个毛病不去掉,绝不能运用现在的政治制度,更不会运用未来社会改革后的制度。质而言之,就是不会作现在同以后的人类的生活。”(《梁漱溟全集第4卷·论学生事件》)作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保守主义者,还能在如此狂热躁动的运动面前保持知识人理性冷静的思考,如此呼吁培养国民的法治思维,这就是梁漱溟先生的独立人格,今天思来,仍令人肃然起敬。


中年的人治迷恋


自武昌首义后,腐朽的清帝国在革命风暴下摧枯拉朽,瞬间土崩瓦解。中华民国成立,临时约法颁布,确给整个士气低迷的中国打了一剂强心针,整个社会沸腾了,人心振奋,知识分子充满极大期待。以为政治从此便能安稳,国家能走上民主法治之路。但历史却总是不遂人愿,民国刚立不久,袁世凯便以帝制自为,紧接着张勋复辟,府院之争,军阀混战,你方唱罢我登场,毫无秩序,乱象丛生。时人以为其因在于袁世凯等少数野心家破坏了政治制度,但此时梁漱溟却恍然醒悟,认为制度不能单独安放,其与习惯紧密相关。在他看来,西洋政治制度与中国固有人生向上的精神不符,甚至根本相冲突。如饭团是解决吃饭问题的团体,固可取决于多数。但如为研究学问的组织,或是彼此切磋,砥砺人格的讲学团体则不能采用多数决。“因为学理的对否是不能取决多数的,人格也不能以多数人为准;这种团体天然的要尊师,要以贤智为尚。”(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在人格方面,他便多次申明一名妓女怎能与一位贤智者各有一票之权呢?这是对贤智者的侮辱。每人一票是一种很不高明亦十分呆板的取巧办法。由此,他强调在团体中多数份子应积极参与团体生活,把力气与心思都投入于团体事情中,改变以前未能对团体生活作积极参与的被动地位,同时亦要服从贤智者领导。如此果能通行,则将为中国开创一新政治。


“政治上的分别,不外多数政治与少数政治,我们现在的这种尊尚贤智,多数人受其领导的政治,自一方面看,的的确确是多数政治,因多数是主动,而非被动;但同时又是人治而非法治,因不以死板的法为最高,而以活的高明的人为最高。”(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一部法律既然可因共同体成员的同意承认为最高,故一个人亦未尝不能因大家同意承认而为最高。在他看来,这种政治很合乎中国民族之精神,很合乎古人之理想。在此思想认识之影响下,他对由伟大人物领导下的人治状态投之以倾羡目光。就在欧洲独裁趋势逐渐升温之时,他认为独裁虽为人类政治发展的非正常形态,但对其中通过伟大领袖的人治使得国家得以统一,社会得以稳定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歆羡。


晚年的法治梦想


在经历了文革十年的动荡岁月后,晚年的梁漱溟似乎如梦初醒,意识到在脱离法治轨道的伟大人物领导下,虽在一定时期特定范围内可收奇效,但对一正常发展形态的国家治理秩序而言,法治却是更为根本的保障。就在文革期间的1970年,政协军代表把准备提交给四届人大的“宪法草案”下发到政协直属学习组讨论,此时正是林彪、江青等人得势之时,学习组成员都若惊弓之鸟,噤若寒蝉,除梁漱溟先生外几乎人人都表态支持宪草,要认真领会学习,改造自己。


梁漱溟1954年便参与讨论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提出许多修改意见,可后来贯彻不力,至文革时已毫无效力。他认为此时不能随大流,而要果断表明立场。在他看来,这部宪法草案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宪法;二是宪法规定不再设立国家主席。他认为宪法起初之目的在于限制王权,等到宪法实施后上至国家元首下到普通公民都必须遵守,任何个人都不能陵越其上。“接班人之说,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而宪法的意义是带有普遍性的。不能把特殊性的东西往普遍性的东西里边塞。”(梁漱溟审定的《梁漱溟问答录》)同时,只要是一国家就必须有国家元首之存在,不能没有,设立国家主席是一回事,谁当选国家主席则是另外一回事。可以想象,在那样一种高压的政治环境中,梁漱溟的秉理直言可谓语惊四座,当即有人就提出了尖锐批评,甚至人身攻击,后因总理办公室来电关照,他才得以幸免遭到新一轮批判。


文革动乱结束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迎来了又一个崭新的春天,此时的梁漱溟已是一位耄耋老人,虽因年老体衰不能直接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但却一直默默关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19782月间召开了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会议提出了要制定宪法。梁漱溟认为文革十年基本都处于人治状态,今后的任务是要进行法治建设。晚年的梁漱溟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文革中毛主席之所以能够实行人治,主要是因为毛主席个人功劳太大,缔造了党,缔造了国家。中国现在已没有毛主席这般伟大人物了,今后应多尊重宪法,多靠宪法而少靠人,从革命时期转向法治时代,从人治走向法治,使宪法具有绝对权威。“但我想认真而严肃地指出的是,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恐怕已经走到了尽头。像毛主席这样具有崇高威望的领导人现在没有了,今后也不会很快就有,即便有人想搞人治,困难将会更大;再说经过种种实践,特别是‘文革’十年血的教训,对人治之害有着切身的体验,人们对法治的愿望和要求更迫切了。所以今天我们讨论宪法,很必要,很重要,要十二分的认真和细心对待这个大问题。中国由人治渐入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的前途所在,是任何人所阻挡不了的。”(梁漱溟审定的《梁漱溟问答录》)从早年追求法治始,历经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沉浮与生死考验,晚年的梁漱溟对法治的认识更加深刻,更为自觉,亦觉得更为紧迫,终有幸目睹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曙光。在党的领导下全面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们回顾梁漱溟法治道路上的心路历程,就是为了缅怀先生一生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知行合一的士人风范与君子人格,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来源:2018年第9期总第252期 《文史天地》,图片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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