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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天祥:宋代的士大夫禅学
    2018-09-12 13:16:37   阅读(891)

麻天祥 武汉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汤用彤先生曾说过:“佛法之广被中华,约有二端,一曰教,二曰理。在佛法,教理互用,不可偏执。而在中华,则或偏于教,或偏于理。言教则生死事大,笃信为上……至盲夫理,则在六朝通于玄学。”可见,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道路有偏于教和理两个方向上的区别。在学理的发展上,六朝时期和《老》、《庄》同趣,而与玄风俱起。事实上,学理的发展主要在文人学士之间。它的表现是名僧谈玄,名士折衷孔、释之言,名僧风格酷似清流,佛理与玄学相得益彰。僧人与士人的结合早在魏晋已经是显著的社会现象了。汤先生还说:中华教化与佛学结合,即在理的发展方向上,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为玄理之契合,一为文字之表现”,高僧“谈玄均已独步,而文章优美,又足以副之。”僧人“探究《老》《庄》,文名藉甚”,且文旨清婉,实以才华致誉。他还批评说:“夫清谈之资,本在名理,而其流则重在言语之风流蕴藉,文章之绮丽华贵。”显而易见,佛教从传入之初,不仅影响了人们的信仰、思维,而且士人之文风也早已趋向于含蓄、清婉,或者风流华贵,与佛门戒丽词绮语,禅家道断语言实际上已经绝缘。佛教之所以能在固若金汤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得到长足的发展,实在也有赖于它向中国士人间的广泛渗透。重点吸取老、庄思想而形成的中国禅宗,其说理也妙,其思维也密,其文字亦佳,其行为亦简,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能满足宋季士林的需要。禅僧与士人交接,禅学与诗理之相契,是魏晋名僧与名士,佛理与玄学相结合的道路在宋代的延伸。

《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王安石问张文定,孔、孟之后,为何后继无人?

张答“亦有过孔孟者。”其尽举禅宗大师,如马祖、雪峰、丹霞、云门等。王安石不解,张则解释说:“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焉。”这是后世对宋人援佛入儒,引禅入诗的社会现象所作的似乎符合实际的解释。其实不然。

这段话的真实性姑且不论,但也确实有人赞宋儒“襟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儒家思想在宋代以理学面向社会,而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这不是淡薄而是兴隆,不是收拾不住,而是方兴未艾。淡薄之说,只是宗杲一类禅僧借题发挥的自鸣得意之作。事实上,从佛教这一方面看,它不断撷取儒、道思想而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在保持它自己的表面张力的同时,又向传统潜移默化。从儒士这一方面讲,佛家玄理之契合,文字之表现,以及幽深玄远的林下风流,也在重铸他们的人生哲学、丰富他们的理性思维、浸渍他们的审美观念。魏晋名士,盛唐诗哲也早像宋代士人那样对佛教趋之若鹜了。但并非归之释氏,而是如再生凤凰,在烈焰中引颈长鸣,振翅高飞。众所周知,宋代士林,或偏于迂腐,或流于浮靡,这两个极端均能在禅理、禅趣中得到认同。所以宋代禅学也就能在政治、哲学、诗歌、美学各个领域中得以充分、全面的渗透。宋代士大夫对禅学汲纳并运于股掌之间,也是禅宗思想发展的具体表现。

(文章节选自《禅境与诗境》,来源:人民政协报,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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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国艺
三教交融,起因于儒家的包容性,也由于天竺佛教适应东土国情。原来“无父无君”,而今竟有《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道教与儒同为土生土长,三者交互作用,使得儒学由经学而玄学,而理学,而心学,而朴学,而仁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认识此点,方有真知。少年时代曾亲手抄书,寻找纯粹道统,年长方知缘木求鱼。
2016-03-03 02: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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