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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三盛三衰——儒学的形成与演变
    2018-09-12 13:14:52   阅读(1435)

吴光  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国际儒联理事、“领导干部学国学全国行”学术顾问。

【26国学网编者按】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并强调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这高度肯定了儒学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那么,儒学自创立以来经历了怎样历史嬗变与发展的过程呢?吴光先生认为,两千多年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三盛三衰”六个时期。


儒学起源于殷周时代,形成于春秋末至战国初期。殷商统治者很迷信“上帝”和“天命”,而且盲目崇信“天命”的永恒性和绝对性。周人也继承了殷人的宗教意识而相信上帝授予“天命”的神话。但在现实层面,周人却看到: 周族领导者文王、武王和周公等通过人事上、政治上的施行德政,以“小邦周”取代了“大国殷”,使“天命”转移到周天子身上。这使周人认识到上天是公正无私的,总是帮助品德高尚的人,民心不是恒久不变的,只有敬德爱民,才能长久地保持天命。这是哲学思维摆脱宗教意识的第一步。周朝建立后,按血缘关系的亲疏分封诸侯,建立了以宗法制为特点的封建等级社会。这种等级社会需要某种伦理和道德观念来维护,于是,周人建立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和维护这种制度的“孝”、“礼”价值观念,但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合道德、伦理、政治于一体的思想学说。这一任务是由孔子和他的弟子完成的。


从两千多年儒学发展的历程来看,儒学经历了“三盛三衰”六个时期。第一期为春秋末到战国末,经历二百多年,是儒学形成、发展时期,也是儒学的第一个兴盛期。这个时期儒家最主要的代表是孔丘、孟轲和荀况,代表作是《论语》《孟子》和《荀子》。孔子及其弟子生在春秋末期的乱世,以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一方面继承和吸收了殷周时代的天命观和礼乐教化思想,另一方面创造性地从人事体悟天命,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的思想。“仁”范畴的提出,不仅沟通了亲缘之情的“孝”与规范人际关系的“礼”,还沟通了人事与天命、人道与天道。因为在儒家看来,人之所以为人,是在于有“仁心”。“仁心”来自于与生俱来的亲缘之情———“孝”,因此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而“孝”情的落实便是“仁心”的发散,就有了人伦,有了规范人际关系的礼仪制度。于是,就建立了一套以道德之“仁”为本体、以“礼”为外在规范、以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为终极关怀的“仁学”理论。至此,儒家思想系统化了,并形成了儒家学派。


第二期为战国末年至汉武帝执政的近百年间,为儒学的第一个衰退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法家专制政治,焚书坑儒,沉重地打击和摧残了儒生,压制了儒学的发展。西汉建国后,虽然汉高祖起用儒生叔孙通等制定朝仪,文帝、景帝又解除民间藏书的禁令,并设立经学博士,使儒学有所复兴,但汉初出于休养生息的政治需要,主要是尊奉道家黄老之学。


第三期自汉武帝执政到东汉分裂为三国的三百多年间,是两汉经学的兴盛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建议,采取“抑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设立“五经博士”学官,设置培养统治人材的中央级教育机构———太学等。确立了经学形式的儒学新形态,继而出现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大学派。东汉初期,皇帝亲自主持白虎观讲经会议,钦定“三纲五常”核心价值观,使儒学从思想上与制度上取得了“独尊”地位。此为儒学之二盛。


第四期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七百多年,封建王朝经历了数度分合的动荡时期,儒家思想文化受到了道教、佛教的极大冲击。魏晋时期,经学衰落,玄学大兴; 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逐渐完成了中国化进程而大兴,儒学虽然在纲常伦理制度上仍占统治地位,但在思想文化上缺乏活力,处于停滞、低落状态,此为儒学之二衰。


第五期为宋、元、明、清时期,历时八百多年,是儒学第三个兴盛期。两宋时期,涌现了众多的儒家思想和儒学派别,形成了由周敦颐、张载发其端,程颢、程颐成其说,朱熹集其成的理学派,以邵雍为代表的象数学派,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派,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以及王安石的“新学”和三苏代表的“蜀学”等等。元、明、清时期,儒学基本上处于“一家独尊”地位,在理论上也有创新,出现了阳明心学、明清实学等。


第六期自清末至当代,是传统儒学全面衰落和现代新儒学的酝酿重建时期,传统儒学在各种外来新思潮的冲击与批判下,暴露了本身的许多弱点,并随着君主制度的崩溃而失去了制度依靠,从而走向全面衰落。但儒学在古今中西之争中也酝酿了思想创新。“五四”之前,出现了郑观应、曾国藩、张之洞等洋务派儒家和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儒家,“五四”之后,则出现了梁漱溟、马一浮、贺麟、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徐复观等现代新儒家,形成了所谓新心学、新理学、新经学等新儒家学说。

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从多元化、民主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出发寻求儒学定位的当代新儒学,如杜维明的“文明对话”论,刘述先、成中英的新儒家诠释学,林安梧的“后新儒学”论,牟钟鉴的新仁学论,吴光的“民主仁学”论、龚鹏程、黄玉顺的“生活儒学”论,蒋庆的“政治儒学”论,陈明、姚中秋的“新儒教”论等等。这预兆了儒学复兴新时代的到来。如果从各个时期形成的儒学形态及其理论特点来看,则可以将传承两千多年的儒学归纳为六种基本形态,即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近现代新儒学和当代新儒学。

(本文节选自《教育文化论坛》2015年第4期《儒学: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一文,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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