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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 | 尤冬克:中庸思想与国学经典教育
2017-12-14 10:02 学术/教育改革/大学 中庸思想与国学经典教育 尤冬克 内容提要 中庸思想是中华文化重要的哲学观念和践行标准, 具有普适价值与实践意义。以中庸理性观照中国高校国学经典教育, 并就该教育相关问题, 提出个人观点,对我国高校的国学经典教育具有指导与借鉴意义。 20世纪80年代末, 面对世界多极、文化多元、中国社会持续发展期待较多等众多问题, 中国出现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不曾有过的“传统文化热”, 反映到以育人为本、以“研究高深学问”为责的高校, 实际就是“国学经典热”。从20世纪90年代起, 国学经典教育开始在我国高校遍地开花并渐趋常态化, 对国学经典教育的讨论逐步成为了高教理论研究中的常态化关注, 但总结这近三十年的国学经典教育研究, 就会发现, 对此等问题的讨论, 实际前置着两个范围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广义的, 即包括中国古代的学术经典, 同时还有文学经典, 甚至还包括以提高国文能力为目的的名篇赏析;一个是狭义的, 专指古代的学术经典, 有的更缩小了范围, 只专注于古代的经学。对经典文本关注上的差异, 是研究者阐释意趣倾向上的差异;同时也是高校类型、教育理性、资源和生源等差异性的体现。 国学是学术概念, 也是教育概念。“国学者, 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国学经典教育就是以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原典为核心的教育。2017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以下简称为《文化传承意见》) 指出,复兴传统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 对于传承中华文脉、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具有重要意义”。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视复兴传统文化为国策, 使国学有了渐成显学的趋势, 也使高校的国学经典教育, 有了过去从来没有的形上支持与道义支撑。当今高校如何认识过去国学教育曾有的经验与偏颇,如何正态地、常态化地持“中”保“热”地开展国学经典教育, 坚持走“中庸之道”, 是摆在我国各类高校面前的一个共同课题。 一 什么是中庸?郑玄释:“名曰中庸者, 以其记中和为之用也。” (《释文》)中庸强调如何把握“度”, 始终保持这个“度”,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和”。“中和”就是“中庸”, 发现中庸, 永远常态化地坚持、保持这个中庸, 就是保持了事物权变过程中的最理想状态, 因此称“极高明而道中庸” (《中庸·二十七章》《礼记正义》) 。程颐释:“不偏谓之中, 不易为之庸。” (《河南程氏遗书·第七》) 朱熹释:“中者, 不偏不倚, 无过不及之名, 庸, 平常也。” (《四书集注·中庸章句》) 上述释义, “中”都在中正、正好、适当范围。 中国文化自古就把中庸作为一种认知与实践智慧。《尚书》言:“人心惟危, 道心危微, 惟精惟一, 允执厥中, ” (《尚书·虞书·大禹谟·第三》) 认为解决人心与道心失衡、式微的唯一手段, 就是“允执厥中”。《周易》言“天地缊, 万物化醇” (《系辞下传》) , 肯定精神与物质文明一样, 都是不断演进、进化的过程。因此, “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 (《贲卦·彖传》) 。如何化成?“有孚窒惕, 中吉” (《易经·讼卦》) , “得尚于中行, 以光大也” (《易传·象传》) , 即在险危与道行中, 最吉道途是“中”。到了《周礼》, 中庸有了践行“度”的具体措施:“以五礼防万民之伪, 而教之中, 以六艺防万民之情, 而教之和。” (《地官·大司徒》) 《周礼》把中庸理性推到了教化实践, 中庸思想可在教化中结果。到孔子首创“中庸”二字时, “中庸”已经归位为“至德”。经由孔子及其后的曾子、子思、朱熹等人的发展, 中庸作为思想体系, 成了中华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朱熹谓中庸:“始言一理, 中散为万事, 末复合为一理, ‘放之则弥六合, 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 皆实学也。善学者玩索而有得, 则终身用之, 有不能尽矣。”中庸是一门哲学, 是中国人的认识论, 是中国人向往追求的理想境界。中庸还是实学, 是一种具有普适价值的方法论。“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 (《中庸·一章》) “庸者, 用也。” (《礼记·中庸注》) 以中庸思想可在万事中求其一理, 其“一理”对“万事”的“弥”与“退”, 皆有普世性和适用性。 中庸思想本就以教化为其诠释的土壤, 用中庸思想观照现今我国高校开展的国学经典教育, 非但是一种必须的认知路径, 且从道器方面来说, 也更有随缘性和针对性。 二 布鲁姆曾言, 经典“是文化思考的真正基础”。中国近现代的国学 (即中学) 教育, 有着西学与古今之变的背景参照, 可用一句话做个总结, 即“国学正道尽沧桑”, 尤其是对国学中的国粹——国学经典而言, 说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国学史, 就是一部批判史也不为过。回眸国学史, 从对经典经世致用的认同到怀疑, 再从怀疑到质疑;从国粹到国故, 每一次意识形态革命, 都纠结着传统与现代、进与退等诸多思想形态, 而问题意识的源与流实际都隐喻在国学内涵上。因此, 对国学经典教育政治性认同, 不等于就有了文化上的认同。有了那么多言说背景, 并在近代以后, 几乎近于碎片化的国学经典教育, 要在当今的中国大学恢复传统, 承担起续接“绝学”、发展国学的重任, 确实是一个既形上又形下的问题。 中庸的核心讲的是“度”, 用“度”为“中”, 如何“用中”?“凡事豫则立, 不豫则废;言前定, 则不跲;事前定, 则不困;行前定, 则不疚;道前定, 则不穷。” (《中庸·二十章》) 要在国学经典教育坚持“中庸之道”, 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当今国学经典教育正大性的问题。 人类以文化族群方式生存, 每个族群有自己的历史, 也就当然有自己的文化, 也就必然随着自身文化的发展, 有属于自己国族 (族群) 的经典。因此, 中国有中国的国学经典, 西方有西方的国学经典。在国学经典里, 潜藏着一个民族 (族群) 创世纪的文化基因, 包含着一种文化对人类、人性等根性问题的原道探究, 是一种文明形态文化模式的反映。因此, 从古至今, 从中到西, 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民族, 任何一种文明形态, 都会把国学经典奉为瑰宝和圭臬。学习、传承与发展经典, 是每一种文明形态当然的历史职责与文化使命。因此, 中国从古代的太学到后来的书院, 西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延绵千年的现代大学, 对国学经典都有着顶礼膜拜的虔诚之心。 刘勰言:“经也者, 恒久之至道, 不刊之鸿教也。” (《文心雕龙·宗经》) 他把国学经典视为人文命脉的同时, 也把国学经典视为“修道以教”的内容与形式。柏拉图的《理想国》在西方古代的城邦, 到中世纪的文艺复兴, 再到21世纪美国与英国的现代大学;《论语》与《孟子》, 在汉代的太学, 在宋代的书院, 在今日的大学和孔子学院, 诵读的文本跨越千年。到了近现代, 这一教育虽曾在我国两次大的文化转型中饱受非议, 以至于批判, 但封建制度故去, 没了科举, 照样有现代发展的新儒学, 打倒孔家店, 北大照样成立国学院。到了当今, 从渐渐增多的国学院以及成立在国外的孔子学院可以看出, 人们对国学经典教育的正大性没有歧义, 但关键在对正大性认识的程度上。程度决定态度与境界, 态度的好与坏, 境界的高与下, 其实都取决于一个“诚”字。《中庸》认为:“诚者, 天之道也;诚之者, 人之道也。”《中庸·二十章》) 在现实中, “诚”是体现在相关文件精神上的“诚”, 还是出自真心诚意的“诚”, 还是跟风随顺的“诚”, 还是“诚无息”的“诚”即“至诚”, (《中庸·二十六章》) 是有态度与境界之别的, 依中庸思想, 只有“至诚”的境界, 才能公允、中正地正视与国学经典教育相关的多方面问题。 首先是高校类型的差异对国学教育的影响。差异错位化发展, 是当今我国高教事业发展的一项国策。我国三类高校因办学定位、培养目标等因素的影响, 对国学教育的关切度与投入差别很大:越是研究型、重点、综合型大学, 对此越具有主动性与创造性;越是倾向培养实用、技能型人才的学校, 对此类教育就越边缘化;处于中间状态的应用型高校, 多会因其“诚”“度”的不同, 在中间上下游移。三种类型高校从“必有”到“还有”, 再到“可有”的“诚”性差异, 在过去与现在都存在。 其次是国学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1949年之后, 国家建设急需专业人才, 这使专业教育在人才培养体系中地位凸显, 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 由于人才要求有了时代性高移, 认识到了单一专业教育的掣肘性, 通识才在已有的专业教育中多少有了一席之地。但通识教育应有怎样的结构, 都应该开那些课程, 关注、研究的不多。尤其是理工科、农艺科等高校, 本着有通识就行, 至于通识课程体系里要不要开国学教育类课程, 此类课程对学生的专业培养能有多少裨益, 所思很少, 所行那就更少了。 再次是国学经典教育与一般通识教育的关系。育人观决定人才培养结构, 人才培养结构影响通识教育体系, 在通识教育体系中, 国学教育、特别是国学经典教育能占多少份额, 有怎样的课程地位, 最直接取决于对此类课程的认识。现今, 由于高校类别、培养方向、对学生的专业期待不同, 通识教育结构中的国学经典教育也不同。通常大致分成三层:一层是培养精英的, 国学教育特别是国学经典的容量与要求最高;一层是针对一般文科生的;一层是针对一般大学生的。三类国学教育应不应该有部分相同的要求, 如果有, 应该是哪些内容?除此之外, 对不同的部分, 怎样把握三个层次国学经典教育的“度”, 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复次是国学经典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之间的关系。国学经典教育是通识教育中的选项课程,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我国大学普遍开设的全校性必修课。课程种类不同, 但课程的功能诉求一样, 都是以立人为起点的人文教育。“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 但德目的资源, 特别是审慎与思考路径大多在国学经典中。人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投入之功效的产出多有微词。换个视角, 换一个话语体系, 从传统文化的语境出发, 设法走进学生的心理、情感世界, 国学经典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相融合, 收双赢之效果。 最后是国学经典教育自身的古与今关系。国学经典多生成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轴心时期, 中华学术文化的历史有多长, 国学经典的教育史就有多长。因此, 今日国学经典教育, 即面对经典教育传统遗产的丰富多样性, 也面对着今日教与学发展的丰富性与现代性, 怎样承古开新, 提高国学经典教育质量和效果, 也是个重要问题。 上述五种关系与国学经典教育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诚者, 自诚也” (《中庸·二十五章》) , “诚则明矣, 明则诚矣” (《中庸·二十一章》) 。“执两用中”, 即可生成正向教育力;“而莫之知辟也”(《中庸·七章》) 可有反向影响力。中庸认为, “诚”是知人、智人;知事、智事的通行证。只有“诚”, 才能掌握国学教育的“权变”, 和谐其维度, 保持“庸德之行, 庸言之谨;有所不足, 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 行顾言” (《中庸·十三章》) , 不矫枉过正, 无“过犹不及” (《中庸·十四章》) 。 三 保持中庸之“度”, 要求无“过犹不及”, 但防“过犹不及”只是手段, 不是目的, 目的是“致中和”。因为“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 (《中庸·二章》) 。国学经典教育要中和、要中庸,中庸智慧告诉我们, 要在知、仁、勇“三达德”上“做功课”。 (一) 知 什么是知?知者, 智也。“喜怒哀乐之未发, 谓之中;发而皆中节, 谓之和。” (《中庸·一章》) 要达到对国学经典教育的“知”, 国学认识观必须要求中正。 我们是要在现代的话语视界里正确认识国学教育。从1949年到1966年的十七年时期, 高校国学教育就已经开始边缘化。文革十年, 国学教育就更加“不及”, 即使有份额, 也多为政治的御用材料。当今, 国学教育重新摆在世人、特别是高校学人面前, 它和近现代史上曾经有过的每次文化论争一样, 实际前置着不少疑虑。远的不说, 就是现在坐在课堂里的学生, 可能对中学语文课上鲁迅的读经批判、他的那些启蒙小说, 现在还都记忆犹新。历史课对中国近代落后性的评析, 国学自然也是少不了重要的一笔。因此, 一谈到当今大学开展国学教育, 话语视界里自然就有国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经典阅读与宏大政治使命, 读经教育曾有的刻板与信息时代教育的灵活等相互斑驳的界面, 而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文化传承意见》指出:“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 在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 重视保护和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文武之政, 布在方策。” (《中庸·二十章》) 《文化传承意见》不光确立了国学教育在大学教育中的正当地位, 而且还指出了国学教育进高校课堂的具体实施路径。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具有国策性质的高校培养体系的一次不曾有过的重大变革, 将会引起高校通识教育体系的重新整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特别是国学经典, 必然成为通识教育的重要内容。 保持对国学教育的多维认知, 有助于形成国学教育的中庸理性, 才能无“过犹不及”, 协调好与国学教育相关的以上五种关系。国学教育要“素其位而行” (《中庸·十四章》) , 就要立足通识, 在五大关系中拓展、伸展空间。学国学, 继“绝学”, 当今的国学经典教育, 不是为了回望复古, 钻进故纸堆里皓首穷经;不是单纯去整理国故;也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国粹主义。《诗经》有言:“周虽旧帮, 其命惟新。”《大学》有言:“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冯友兰道:“阐旧帮以辅新命。”《中庸》开篇即明:“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 (《中庸·一章》) 重教化, 重承继, 更重开新, 才是今日开展各类国学经典教育之“道”。 (二) 勇 什么是勇?有“知”的“勇”, 才是真“勇”。“勇”从何处起呢?《中庸》认为:“君子之道, 辟如行远必自迩, 辟如登高必自卑。”(《中庸·十五章》)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并且, 即使正道, 也是一个边学习、边实践、边提高的过程。犹如“‘伐柯, 伐柯, 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 睨而视之, 犹以为远” (《中庸·十三章》) 。 首先, 要周全设计高教培养体系。应该有、特别是应该有国学经典教育的内容。“应该有”已经落实, 但有多少, 尤其在不同层次中都占多少份额?过去,国学教育在通识课程体系里, 只是该系统模块的组成部分, 依学校对人文素质的比例分配, 权重比例或高、或低。要构建通识教育系统下的国学教育体系, 既要考虑国学教育资源的丰赡性, 又要考虑本科教育专业、通识以及其中的国学教育、相互间教学容量分配的合理性, 同时还要兼顾正在建设中的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的系统化传统文化教育, 要使大学的国学教育既能有衔接、有系统, 又能有属于高校教育的重点、有高校自身特色。 其次, 要科学建立以儒学为核心的国学教育课程体系。中华文化灿若星空, 即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 也是汗牛充栋, 车载斗量。受本科教学结构、时间与容量限制的影响, 国学教育必定要求时间的集约化和功效的最大化。因此, 遴选优秀, 注重核心是必然之路。中国文化是儒释道为一体的文化, 其中儒学是中华文化之根, 儒学的核心在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的核心又在四书。就是四书, 也有自为的学习层递, 如朱熹语“四书”学习次第, “学者必由是而学焉, 则庶乎其不差矣”。可见, 从国学、到国学一般经典、到读经, 由外到内, 建构起的是中华传统学术文化体系。从读经、到一般国学经典、再到一统国学, 由内到外, 是古来就有的学习体系。建立以儒学为核心的国学教育系统, 重在儒家核心经典的学习与探究, 同时和谐其他学术文化, 这是过去, 也应是当今我们设置国学课程体系的应有原则。 再次, 要用“中”设立国学经典核心课程。“回到传统、阅读经典”, 这是包括东西方在内高教领域的共识。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曾说:“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读过本民族的任何经典名著, 就不能称得上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要每个“受过教育的人”, 都能有“阅读经典”的机会, 最适用、也最经济的方法就是设置国学经典核心课程。随着我们对通识教育认知程度的加深, 对“通识教育的核心实际是经典教育”的认识, 已经得到了越来越普遍的赞同。国学经典核心课程, 实际就是以中华优秀学术经典为核心的课程。核心课程要求受众能“通”且“识”, 对学生“思辨”和“叙述”能力的培养大有裨益, 更符合通识教育本意与愿景。从这个意义上讲, 一些重点大学会把国学经典类的核心课程设置为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 要求“校本必修”。从这个意义上讲, 傅斯年才会说, “没有念过《孟子》的人, 就没有资格做台大人”;杜维明才会讲, “没有看过《大学》的人, 就没资格做北大人”。 张岱年曾说:“一个民族若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就必须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而这两样东西都有它的思想基础——就是比较全面地了解自身传统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 设置的国学经典核心课程, 不应只是一二门单一课程, 最好是一个系列。即不仅要设像《论语》原典、《孟子》原典这样单一的核心课程, 有需要的、有条件的, 还要把核心经典,按照自身的内容逻辑与繁难程度, 划分学习次第, 从低到高, 安排在本科各年级、各学期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里, 指导学生系统地了解中华优秀传统学术文化, 增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直觉认同感, 学习与习得中华文化的思维范式。 复次,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人道敏政, 地道敏树。” (《中庸·二十章》) 可以这样说, 国学教育、特别是国学经典核心课程开得好与坏, 起关键作用的是站在讲台上的教师。有了好教师, 才会有美誉度与影响力的好课堂, 尤其是对国学、特别是国学经典课程来说, 更需要有教授主体与文本思想的交锋、情志的参与。现今, 几十年的国学教育断层, 萎缩了原有的教育资源。国学教育要普及、要加强, 要让国学经典成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师资队伍的扩容与培训是首要的。当前, 国家对以国学经典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师资培训, 已经列有相关计划, 各个高校如何因校制宜, 尽快全面提高此类课程任课教师的整体素质,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是各种类型、各所高校都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最后, 是怎样选择恰当、适当的学习方法问题。中华有两千多年的读经历史, 也就有丰厚的读经经验, 但今天, 古今之变, 参照增多了, 工具增多了, 教育诉求的功利性也更强了。我们这个时代怎样教国学, 怎样释原典, 事半功倍找捷径, 在讲授、研讨、实践、诵读、默记、阐释以及数字式学习等各种教学法中, 究竟哪一种对国学教育更有效?中庸思想实际只告诉了我们一个原则——有度。不是每种方法任何时候都好, 也不是每种方法任何时候都不好, 即教与学, 本无定法, 得法、合适、适用, 合时、合情、合理, 就是最好的方法。这看似简单, 但要求时时度度, 要时时权变, 所以“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中庸·三章》) 。 中庸思想内涵为教之道。除此之外, 《中庸》还依“为学之序”, 总结了“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学习的一般规律与实践路径。在“学、问、思、辨、行”五大相因步骤里, 要达到中庸的最重要质素, 实际还是一个“诚”字。在“学”上:“有弗学, 学之弗能弗措也”;在“问”上:“有弗问, 问之弗知弗措也”;在“思”上:“有弗思, 思之弗得弗措也”;在“辨”上:“有弗辨, 辨之弗明弗措也”;在“行”上:“有弗行, 行之弗笃弗措也”。中庸极言其为学之“诚”的重要性:“人一能之, 己百之;人十能之, 己千之。果能此道矣, 虽愚必明, 虽柔必强。” (《中庸·二十章》) 中庸认为一方强, 是持强。如“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 不报无道, 南方之强也, 君子居之;衽金革, 死而不厌, 北方之强也, 而强者居之。’” (《中庸·十章》) 而持中、相互融合, 会强上加强。“故君子和而不流, 强哉矫!中立而不倚, 强哉矫!” (《中庸·十章》) 由此推发, “学思并用”是加强, “知行合一”是加强, 理论与实践是加强。对国学经典教育来说, 单方守中是持强, 坚持与专业教育、通识教育相融, 但“合而不同”, 那才是强上加强。 总之, “故至诚无息”, “不息则久, 久则征, 征则悠远, 悠远则博厚, 博厚则高明, ” (《中庸·二十六章》) “故至诚如神” (《中庸·二十四章》) 。中庸之“诚”, 最后可以培育大学精神, 能提升大学文化。由此观之, 中庸作为教育哲学, 实际包涵了形上精神、形下育人、教与学、法与度、和合为上等辩证法的真理性。 (三) 仁 什么是仁?“子曰:爱人。” (《论语·颜渊》) 孟子接着说:“仁也者, 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 《中庸》再接着说:“道不远人。” (《中庸·十三章》) “道”即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有“费而隐”繁难的一面, 但是“知者不惑, 仁者不忧, 勇者不惧。” (《论语·子罕》) 只要我们把握中庸, 拳拳服膺, 安而行之, 国学经典教育就能在高校教育中有“位焉”, 有“育焉。” (《中庸·一章》) 21世纪, 中国已走进世界中心, 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国民素质。“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今天的教育, 就是明天的未来。国学经典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借用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可以道明。 “立心”:增进人内在的自我成长, 助力于人增强修身自觉意识, 助力于正能量精神价值系统的形成, 培养人的品格、情操, 提升精神境界。 “立命”:助力人立身社会, 安身社会, 明确生活意义, 选择正确的人生方向。 “为往圣继绝学”:培养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增强承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与使命意识, 并且自觉成为这一历史文化层递链条上的一员。 “为万世开太平”:培养济世安邦的胸怀和气概, 培养践行入世的人生境界和家国情怀, 投身社会, 建功立业, 保家卫国, 去建立“三不朽”之大业。 中庸讲化育, “上天之载, 无声无臭。” (《中庸·三十三章》) 笃行中庸, 达到无色无昧, 浑然一体, 谓之成化。当国学教育、特别是国学经典教育正态中、常态化、能“诚无息”进行时, 对其“过”与“不及”问题的讨论, 也会正态、常态化了。
2018-03-22 22: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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